在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一切经济行为似乎都是合理的，而一旦经济稳步的增长停滞，政治家们推卸责任最容易的方法便是将视线转移到国外。
【文章来源：新财富杂志（ID：newfortune），作者：邵宇、陈达飞】
“因为贸易的猜忌而动怒，一个现代民主大国何等地误解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准备发动或接着来进行战争以取得商业上的优势，甚至仅仅是为了实现商业均势。”（约翰•吉利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1797年)
全球贸易冲突古来有之，只是在野蛮时代往往靠枪炮解决，二战之后，因为GATT（WTO的前身）等多边机制提供了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摩擦更多的是通过法律或谈判的形式解决。
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推动自由贸易政策。危机时期出现时，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而原先实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受到的冲击较小，可以趁机实现赶超。守成大国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又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后转向保护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更明显。美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力量开始占据上风，主张对贸易伙伴进行制裁，石油危机后，美国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一旦某种经济现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反复出现，那它大概率是由结构性矛盾引致的，周期性的因子起到强化或者弱化的作用。如何从全球，从货币、贸易和金融制度层面分析全球失衡的底层逻辑，从全球和历史的视野看待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意欲摧毁德国再次强大的经济基础，以维系欧洲大陆的和平，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过分地关注政治目标，而忽视了德国之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和欧洲经济的统一性。“德国是欧洲经济的中枢，那么，摧毁德国经济的基础，就等于摧毁了欧洲经济的中枢神经”（凯恩斯）。德国的经济困境致使极端的民粹主义兴起，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又一次在欧洲大陆上掀起了血雨腥风，仅仅过了20年，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二战之后，人们开始吸取这次的教训。一方面，战胜国不再对战败国制定掠夺性的合约，反而对战败国经济的复苏施以援手，如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老牌强国实力大不如前，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GDP总额占全球的比重近50%，是唯一有能力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大大增强了其制定全球规则的线世纪末，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就超过英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强国；从人均角度来看（图2），一战前夕，美国超过英国。但是，综合国力上，特别是金融实力上，美国仍然要到一战前夕才实现赶超。从图1中，我们也能够正常的看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总额虽然在2014年时就超过了美国，但是从人均GDP角度来（见图2），中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的距离。
长期以来，美国一贯行使的是“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在二战之后，以史为鉴，美国一改此前的“孤立主义”倾向，主导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上大多数表现为联合国的成立，经济上则体现为“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建立，它们在促进全球经济、货币和金融交往，它们在解决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其在全世界内的霸权，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将二战后的美国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全世界内的霸权国家。
自1947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各国关税壁垒不断消除。经过7轮谈判，至东京回合谈判结束的1979年，美国平均关税下降了92%（图3），世界银行（1987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东京回合谈判之后，美国加权平均关税为4.6%。到80年代初，美国、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平均关税已经分别下降至4.9%、6.0%和5.4%，这极大地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张。
如图4所示，自1960年代开始，商品贸易总额及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攀升，1960年代中后期加速扩张，特别是70年代初期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及爆发，出现了明显的结构突变。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完全摆脱了“金色的镣铐”，从而成为全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加速器，它同时也催生了更大程度的不均衡。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汇兑本位制的约束下，二战后至1973年，经济稳步的增长与贸易扩张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相得益彰。一方面，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本身就有助于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稳步的增长也有助于贸易的顺利开展。
这段时期，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由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没再次出现显著的贸易失衡状况。而且，产品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是该阶段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贸易带来的产品多样化与增长中的需求正好相匹配——产业内贸易降低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政治成本。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进入到10年滞胀期，保护主义情绪开始在各国不断发酵，非关税壁垒成为阻碍国际经贸交往的主要形式，如有序营销协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s）、进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补贴和反补贴、倾销和反倾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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