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的《平准书》中，用寥寥数语归纳了秦代钱银准则。据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出书的点校本《史记》，在《平准书》的最终，太史公说：
农工商买卖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瑰宝，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及至秦”后一段话，构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秦代币制的根本知道，但这段话又因不同版别《史记》之间、《史记》与《汉书》之间的文字差异，导致严峻了解不合，影响着人们的精确认知。这个差异便是，秦代钱银终究分为“二等”仍是“三等”。
从宋代到清代，《史记》的大都版别此处写作“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但也有少量版别写作“二等”。清康熙间，学者何焯已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义门读书记》中指出：“一国之币为‘二等’：小字宋本作‘三等’。”他其时看的版别写作“二”，用来校勘的宋本写作“三”。
到乾隆间，梁玉绳又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一国之币为三等：案徐氏《测义》‘名为三等，而止叙其二，不及中布，恐三字误’，而不知‘三’字乃‘二’字之误。《汉志》‘二等’是也。”
梁玉绳首要引证了明末人徐孚远《史记测义》的观念：《平准书》在前文提出秦币分“三等”，后文却只叙说上币和下币，未提及“中币”，所以“三”或许是个误字。对此，梁玉绳给出自己的定见：《汉书·食货志》相应文字就写作“二等”，《史记》中的“三”为“二”字之误。
梁玉绳是研讨《史记》的咱们，他的定见看上去合乎情理，所以为后人承受。1959年，中华书局出书点校本《史记》，运用的底本是清同治间金陵书局刻本，此处也写作“三等”，整理者将其改为“二等”，在“二”的下面用括号写上“三”，表明它是被改掉的误字。至于改字理由，因该本不出校记，不得而知。2014年的修订本改动编制，被改掉的字不再呈现在正文中，而是在卷后校记中说明，这句话就变成了文章最初引证的姿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读者假如没有检看校记的习气，或许会以为《史记》一向便是这么写的，秦代钱银只要二种。
二等，原作“三等”。《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作“二等”。按：《史》云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所谓“二等”即此。今据改。
可见，整理者改字的依据，便是归纳了徐孚远和梁玉绳的定见。但梁玉绳等人的校勘定见，在清代可承受，在1959年出书《史记》点校本时也可承受，在2014年则已不足为凭。由于近几十年，很多出土文献供给了远比《平准书》要多的秦代钱银史料，证明秦代确曾长时刻运用金、布、钱三种法定钱银，司马迁记下的“三等”币制并无过错，将“三”改为“二”反而错了。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金布律》，是包括钱银准则在内的财税法令，其间规矩了金、布和钱三种钱银之间的联系和运用规矩，有关律文说：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钱银史学家灵敏意识到，《金布律》有助于处理秦币分“三等”仍是“二等”问题。如1989年《我国钱币》第1期宣布雒雷《秦代钱银考》说：
《史记·平准书》记载秦钱银分“三等 ”，但短少其间一种钱银的内容，秦简《金布律》虽未说币分“三等”，但在律文中却比《史记·平准书》多叙说了一种钱银。结合这两种文献，咱们咱们能够以为秦法令规矩钱银分为三等。除了金、 铜钱之外，“布”也是一种钱银。
“三等”为“二等”之误的说法是短少依据的。由于《平准书》记载中呈现的自相矛盾现象，不只要“三”为“二”误的或许，也有下文少叙说一种钱银的或许。终究是司马迁少写了一种， 仍是古籍撒播过程中脱简，便不得而知了，并不存在“三”为“二”误的必定性。
通过更多学者深化证明，秦代施行“三币制”的观念在钱银史研讨中较早就被承受。点校本《史记》在修订时参阅了不少出土文献资料，不知是否参阅过《金布律》和相关研讨。
《金布律》证明《史记》中秦币为“三等”的记载不误，这是否说明《汉书·食货志》说的“二等”有误？其实不然，《汉书》的说法也是对的，由于它和《史记》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
秦兼全国，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瑰宝，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初看上去，班固根本照抄了司马迁的叙说，所以梁玉绳等人以为能够直接用《汉书》的文字来改正《史记》的文字，但他们又疏忽了一个细节——班固在誊写这段文字时，悄然把《史记》中的“秦⋯⋯国”改成了“秦⋯⋯全国”。
众所周知，秦时“国”与“全国”词义大不相同，“国”是诸侯的疆域，“全国”是一众诸侯国的兼并，指整个华夏。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这两个词区别得很清楚，聊举数例，以见一斑：
始皇曰：全国共苦战役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全国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
赵高⋯⋯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全国，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行，宜为王如故。
因而，《史记》“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说的是秦做诸侯国时的事；《汉书》“秦兼全国，币为二等”，说的是秦一致全国之后的事，而这两个时期，秦的币制并不相同。
从秦襄公受封立国，到秦始皇一致全国，秦国前史长达500多年。秦施行的“三等”钱银准则，不知起于何时（或始于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直到秦始皇后期仍在施行。睡虎地秦简中所见编年晚至秦始皇三十年，近年发表的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律中也有“皇帝”“黔黎”等词语，均为实证。
从秦始皇称帝，到二世而亡，秦具有全国的时刻只要十几年。正是在此期间，秦朝革新币制，将“币为三等”改为“二等”，保存“金”和“钱”，撤销了“布”的钱银位置。《汉书·食货志》中说“秦兼全国，币为二等”，是对这一重要事情的切当说明。上世纪晚期湖北江陵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钱律》，便是针对金、钱“二等”钱银的立法。汉承秦制，这部汉朝前期法令，可为班固的说法供给旁证。
因长时刻未能察明司马迁所说“秦国”和班固所说“秦全国”的不同，这两条秦代币制史料在时刻上的指向性未获满足注重，钱银史研讨也未能沿着头绪深化发掘。现在剖析史料，能够估测发生在秦始皇驾崩之年的“复行钱”事情，便是这次币制革新的体现，也是尔后沿用了2000多年的我国根本币制的源头。
十月，帝之会稽、琅琊，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
对秦“复行钱”，向来的释读也是议论纷纷。近年罗运环在《我国秦代汉初钱银准则发微——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比照研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中提出，秦末施行金、布、钱“三币制”，汉初施行金、钱“二币制”，“复行钱”意味着撤销布币的法定钱银位置，转而行用铸币“钱”，它是秦汉之际“三币制”转向“二币制”的标志性事情。此说差得其实。笔者也从财务与钱银准则结合视点，提出秦国为保证比年战役的军需供给，曾有一个注重布疋、排挤铜钱的时期。在全国一致后，经济逐步康复常态，所以在秦始皇执政的最终一年调整方针，相应革新钱银准则，让布币退出流转，加强了铜钱的钱银位置，是为“复行钱”（见《秦朝为何要“复行钱”》，《我国金融家》，2022年第5期）。《史记》中秦国“币为三等”、《汉书》中秦一致全国后“币为二等”的记载，为这一严重革新供给了切当证明。
因而，《史记》和《汉书》记载的秦代币制，既非同一时期，也非同一内容，即便司马迁所说真的有误，也不能依据《汉书》径自修正。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版对“三”字的校改并不恰当，应予纠正。
秦一致全国，奠定了我国后来各项政治经济准则的根底，在钱银方面，便是树立了以铜钱为主、与贵金属并行的二元钱银准则。这项准则一向沿用到清末，可谓影响深远，但从何时开端，因史料简略，在钱银史中一向未能很好提醒。现在结合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进行细心整理，说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对秦代两次币制革新记载的精确文义，能得出一个定论：铜钱与贵金属并行的钱银准则，产生于秦并兼全国之后，以秦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为标志。在对司马迁所记秦币终究为“三等”仍是“二等”的研讨中，这是一个比断定文本精确性更重要的收成。
对《史记·平准书》中“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的读法，清代学者大多断为“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怎么焯《义门读书记》（他读的是“二等”本）、梁玉绳《史记志疑》、沈家本《史记琐言》，均将“中”字属上。这样断句的优点，是契合文理与词义，由于“一”，在秦代有“树立一致标准”之义，如传世秦权等衡量衡器上的始皇帝诏书，要求“法衡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同在《史记·平准书》中，还有“一黄金一斤”之文，意谓汉朝将黄金称量单位改定为“斤”。如此，“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译成文言，便是“到了秦国时期，将国中的钱银定为三等”，文从字顺。
将“中”字连下读，清人中有姚范、吴汝纶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十五有“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按中犹分也”一则，从按语中可知他将语句断为“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而“中”字在这里欠好了解，所以要加按语自释词义。这个释义是树立在“币为二等”文本根底上的，姚范看到书中写着“二等”，能够“平分”，就如此解说下来。
问题是，在《史记》的版别中，“三等”本才是干流，而“三”是无法平分的，“中”也就不能释作“分”。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中一国之币为三等”的读法，只能将“三”改为“二”，像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那样去做。现在“三”字被证明没有过错，不能更改，“中”字再连下文读就难以讲通了，因而《平准书》中的这句话，仍是断作“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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