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即位，以贬逐“二王八司马”永贞改造集团为初步。但宪宗冲击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并非政见不同。相反，永贞改造的未竟之业正是靠着宪宗才得以终究完结。宪宗一手发明了元和中兴，完成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复兴。被宪宗严惩的刘禹锡也不吝翰墨表扬，写出“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常”的赞歌。
在改造政治方面，宪宗的目光比父皇顺宗更深远，手笔比“二王八司马”更有气魄。他在持续整理祖父德宗贞元晚期弊政的一同，更垂青办理机制建造和政治制度调整，全力整理安史之乱后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尽力康复太宗贞观年间和玄宗开元时期君臣同心的政治习尚。
宪宗曾在禁中看到时任盩厔（今陕西周至一带）县尉白居易为“规奉时势”而做的百余篇诗词，“召入翰林为学士”。其时关中和南边大旱饥馑，如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所言，“三月无雨旱风起，幼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宪宗派大臣到江浙等地赈灾，在赈灾官员临行前苦口婆心：朕用一匹绢帛都要记账，但在救助大众上从不吝啬，切勿孤负朕的爱民之心。
元和四年（809）春，旱灾仍不见缓解。李绛、白居易主张革除江淮两浙区域大众租税，开释宫中剩余宫女。宪宗逐个照准，不久天降春雨。白居易为此写下《贺雨》一诗，称颂了宪宗即位以来的各项政绩，最重要的是期望宪宗可以有头有尾，坚持以大众之心为心，是为“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而白居易在诗中指出的“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即君明臣直，则是宪宗即位今后着力倡议的皇帝兼听纳谏、大臣坚持正见的政治气氛，以及君臣团体决议计划、君相共商国是的政治制度。
治国之要，首在得人，尤其是要坚持对宰持平大臣的信赖。白居易曾作诗对君主猜疑大臣、重臣朝蒙恩宠而夕遭贬黜的现象进行批判，是为《太行路》，诗言“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人世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白居易自我点明《太行路》的宗旨是“借配偶以讽君臣之不终也”，即以夫喻君，以妇况臣，用男抛女、夫弃妇，比方君心多变，臣子随时有或许被置于贬谪地步，故云“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情面反覆间”。
宪宗君臣曾对君臣联系和皇帝宰相职权区分，有过深化探讨。元和元年（806）二月，宪宗问宰相，自古帝王理政，有无为而治，有以身作则，究竟哪种治国方法更好？宰相杜黄裳回道：人君要在选人上用力，在用人上甩手，这是三皇五帝“能无为而治者”的重要原因。财务、司法等详细朝政，都由朝廷各有关部分依法依规处理，陛下您主张仍是不要亲身干预。“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假如“上疑其下，下欺其上”，皇帝猜疑大臣，大臣欺骗皇帝，“将以求理，不亦难乎”，宪宗听后“深然其言”。
宪宗在进行严重决议计划和处理日常政务时，也留意听取中低级官员的定见。有次白居易和宪宗一同评论朝政，直接批判宪宗“陛下错”。宪宗当场下不来台，拂袖回宫，隐秘召见李绛，大骂白居易狗血喷头，让李绛找托言将他赶出翰林院。李绛回道：正是由于陛下您鼓舞大臣开口说话，群臣才干无所隐晦；白居易今天说话虽然有欠考虑，但亦是出于一片忠心，假如陛下您降罪于他，恐怕今后就没有人敢说真话，“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宪宗听后龙颜大悦，“待居易如初”。
君臣联系的调和，政治生态的健康，使得宪宗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开元盛世之后可贵的生机与生机，为削平藩镇、完成中兴发明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宪宗刚即位，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一带）节度使刘辟就首先跳出来应战新皇声威，要求扩展地盘，占有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宪宗“不许”，刘辟居然出动戎行攻击东川。
剑南西川地理位置重要，是对立吐蕃的前哨，又是朝廷地点关中区域的战略后方，遇有缓急可随时奔蜀。在宰相杜黄裳的强烈主张下，宪宗出动戎行攻破成都，生擒刘辟，平定剑南西川。在此前后，朝廷又讨平夏绥（今陕西靖边一带）节度使留后杨惠琳和镇海（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一带）节度使李锜暴乱。这便是白居易在《贺雨》一诗中所言“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
西川是关中大后方，夏绥是长安北大门，镇海是朝廷钱袋子，三方皆服，元和政局局势杰出。
平定西川、夏绥、镇海后，宪宗君臣将目光投向最为放肆的河北三镇成德、魏博（今河北台甫一带）、卢龙和淮西、淄青平卢（今山东东平一带）。李绛曾在延英殿御前会议上咬牙切齿地指出，“今法则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
五十不沾王化之州，不光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更是全国士人扼腕叹息之地点，“诗鬼”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其五）》即表达了这种情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墨客万户侯！”
有学者以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便是描写了朝廷征讨藩镇的战役：“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拔玉龙为君死。”黑云压城，敌军十万火急，来势凶猛，将士披坚执锐，枕戈待旦。守军晦气，友军半卷红旗，千里驰援，不吝一死报效朝廷。
元和七年（812）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宪宗在李绛的谋划下，充沛的使用魏博内部将领争权对立，回绝田季安之子田怀谏继任节度使的恳求，改任身世田氏宗族的魏博旧将田弘正为节度使，对其推心抚纳，并派大臣裴度赴魏博宣慰，赐给军士一百五十万缗赏钱。魏博军士欢天喜地，田弘正对朝廷感激涕零，决意归顺。魏博藩镇归朝，朝廷声威明显提高，中兴局势向好。
元和九年（814）九月，横冲直撞的彰义（驻地在蔡州即今河南汝南一带）节度使吴少阳逝世。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诡计作乱。元和十年（815）正月，宪宗“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
战役初期，朝廷戎行屡次受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隐秘与吴元济勾连，阻挠朝廷平叛。朝廷“情面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只要裴度、韩愈坚决要求进军。
其时宰相武元衡掌管对淮西用兵业务，李师道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上朝路上的武元衡，“取其颅骨而去”；又突击裴度，重击其头部，将其扔进水渠中，幸而裴度头上毡帽较厚，才躲过一死。“京城大骇”，宪宗派禁军装备维护宰相收支，朝臣天不亮不敢出门。
刺杀武元衡、裴度的凶手极为放肆，竟公开叫嚣：若强逼抓捕太急，将刺杀追捕者。“故捕贼者不敢甚急”，行动迟缓。白居易带头上疏“论其（裴度）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为白居易所任官职非谏官，不该跳过谏官抢先谈论朝政，将其贬为江州（今湖北九江一带）司马。稍早前因事被贬通州（今四川达州一带）司马的老友元稹听闻白居易被贬，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病笃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贬谪蜀中，身患沉痾，心境本就欠安，又惊闻老友白居易被贬，满腹愁思一同涌上心头，“病笃病中惊坐起”的逼真之语，将元稹震动之巨、二人友谊之深描画得无以复加。白居易后来看到此句，在《与微之（即元稹）书》中写道“此句别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白居易虽因言事远贬，但宪宗没有中止平叛脚步，录用伤病好转的裴度为中书侍郎并拜相，让其全权担任对淮西之战。裴度亲赴前哨督战，动身之时向宪宗立下军令状，“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为之流涕”。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兵发长安出征淮西，路过女几山（今河南宜阳境内）刻石题诗，诗中有“待平贼垒报皇帝，莫指仙山示武夫”之语。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德宗贞元时期名将李晟第八子、大将李愬定计于大雪之夜趁敌军不备，发奇兵直袭蔡州城。
十月十五夜，“大风雪，旗帜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率军趁着夜色保护向蔡州奔袭，犹如神兵天降杀进城内，生擒还在睡梦中的吴元济。此战是为战史上出名的“李愬雪夜袭蔡州”，诗人王建为此写下《赠李愬仆射二首》，其一最为出名：“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前锋已上城。”
十月二十五，裴度率大军进驻蔡州，宣告彰义区域回归朝廷治下。蔡州的平定，是元和年间削藩战役的严重进展，标志着中心朝廷从头获得了对当地藩镇的主导优势位置。此刻被宪宗远贬岭南连州（今广东连州一带）刺史的刘禹锡得知讨平淮西喜讯，兴奋地写下《平蔡州三首》。刘禹锡敏锐地留意到，跟着淮西的平定，大唐复兴、完成中兴已是指日可下，故在诗中有“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常”的满眼期望。
魏博归附、淮西平定后，朝廷声威明显地增强。随后，整个河南河北悉数被朝廷克复，彻底改变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放肆割据的局势。全国再度一统，朝廷集权深化各地，史称“元和中兴”。元稹《连昌宫词》借老翁之口对此赞道：“今皇崇高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全国宁。”
跟着中兴局势的构成，宪宗也走上复兴工作的转折点。平定吴元济后，本就颇好神仙的宪宗开端广求大仙，炼制丹药，梦想长生不老。白居易曾写诗《海漫漫》，宗旨“戒求仙也”，语意警策，讽谏宪宗求仙问佛之行：“蓬莱今古但出名，烟水苍茫无觅处……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彼苍。”
元和十三年（818）年底，担任宗教办理的积德行善使上奏宪宗，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法门寺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请宪宗在下一年开光之前亲身迎候。十二月，宪宗派宦官到法门寺恭迎佛骨。第二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宪宗将之“留禁中三日”，随后顺次送到各大寺庙供官民顶礼膜拜。
时任刑部副长官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表切谏”，恳求宪宗将所谓佛骨“投诸水火，永绝底子，断全国之疑，绝子孙之惑”。韩愈大方表明，假如佛祖有灵，“能作祸福”，要施以赏罚，那就“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是为《论佛骨表》。
沉迷于佛事的宪宗得表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宰相裴度上言解救，劝宪宗“宜宽恕以开言路”，宪宗遂将韩愈贬任潮州（今广东潮州一带）刺史。韩愈离别妻儿，匆促先行，走到距长安不远的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伴随一同南下，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安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早朝一封《论佛骨表》上奏，当晚便贬至八千里外的潮州。虽然大祸临头，韩愈依然深信是忠而获罪，老而弥坚。眺望秦岭，想及家人国务，立马蓝关的韩愈，在大雪寒天之中感叹前路困难，生英豪失路之悲。末句向韩湘告知后事之语，难掩胸中激愤之情。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作不久便传回长安，曾被韩愈提拔的贾岛读罢，写下《寄韩潮州愈》：“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华章来华岳，出关信件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韩愈诗中有“云横秦岭家安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贾岛则报以“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互诉衷肠。末句“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则一反韩愈“好收吾骨瘴江边”的沉痛，幻想着有朝一日皓月东升，银光朗照潮州浪西楼上，韩愈委屈全国昭然。二人“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正在此间。
宪宗晚年，在求神问佛之外，更加宠信宦官，不再信誉宰相。宦官权利逐渐扩展，不光掌控了中心悉数禁军，更开端担任决议计划中心部分领袖枢密使。朝廷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君臣离心离德，奸相上位，裴度被逼离任。
偏信奸相宦官的宪宗，终究把卿卿性命告知在了宦官手上。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因服用灵药过多，脾气躁怒不安，对身边服侍宦官又打又骂，有人乃至由于小事就被活活打死，“人人自危”。正月二十七日夜，宦官陈弘志弒逆杀戮43岁的宪宗，对外声称宪宗是吃灵药毒发身亡。有研讨以为，陈弘志的暗地指使者，是不受宪宗宠爱的郭皇后即郭子仪孙女郭氏和其子太子李恒。
宪宗驾崩后，元稹写下《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3首。诗中“天宝遗余事，元和盛圣功”等语，将宪宗元和中兴与玄宗天宝盛世混为一谈，无疑是对宪宗中兴功业的最大必定；而宪宗王业不终，与玄宗引爆安史之乱，亦是“殊途同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水运与国运》《大唐二十一帝》《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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