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对区域经济发展具备极其重大影响。深入探究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有助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定量识别2005—2018年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与空间演变，并从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分别经历了“沿交通线轴向扩散”和“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演化过程。②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将政区耦合类型划分为位势靠前、区划适应型，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位势落后、区划适应型，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③研究区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变特征，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占比最高（45.0%），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的潜在能力大幅度的提高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来说比较强。成德绵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应结合不同政区类型的真实的情况，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充分的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在国土管理上的空间划分，也是中央政府治理全国各地的重要手段。行政区划在本质上属上层建筑，是国体和政体的直接表现形式，与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国情紧密关联。随着全球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区域一体化有利于重组整合、优化配置区域各种资源要素，以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推动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增长极。由于快速转型的经济体制和相对缓慢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之间的错位，导致部分地区行政区划成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障碍，行政区对经济的刚性约束愈加明显，严重制约了城市间交流与合作。
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内，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资源、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的现象，是重要的区域发展的策略，有利于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路径，对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中国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白准确地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同时，《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并要求四川依托成德绵地区，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创新共同体。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研究区域，分析行政区划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探索有效利用“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的新方式，对于破除行政壁垒，有实际效果的减少地区间不良竞争，重塑区域发展格局以及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
由于行政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国外有关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治理与一体化发展、管理模式与制度创新等方面，主张通过协调功能区与行政区自组织关系，对城市和区域进行多尺度分析，依靠市场力量以及向基层下放权力来优化行政区划和城市治理结构，并主张运用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促进各发展要素在区域内无障碍流动以及在宏观层面上通过权力的重组配置促进一体化发展。相关研究突出了全球化对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空间秩序的影响，为中国行政区划设置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和机制上的经验。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最重要的包含：一是从不同角度归纳总结出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变特征规律，并对其内在协同机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讨论，强调了行政区划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和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必要性；二是验证了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空间扩展以及城市规模等级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突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正向作用；三是结合行政区经济模型、空间场能模型、政区位势模型以及多元分析等方法，探究行政区划设置与区域发展的优化路径、方法和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深化了行政区划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机理。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行政区划设置与区域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个城市的经验论证。同时，行政区划理论模型与城市地理学理论模型（如位序规模理论）结合分析，目前仍属于政区地理学的薄弱环节。如何在区域尺度上定量刻画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关系并提出优化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对行政区划的位势和行政区对经济的刚性约束进行定量空间化表达，并识别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划的耦合关系与形成机理，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丰富行政区划区域效应分析的理论基础，进而理解行政区划设置对区域发展的适应机制，为区域管理优化提供参考。
政区位势（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ARPE）是指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行政区划在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中，由于其行政级别、行政权力、管理幅度和政策环境等因素而形成的发展势能或潜力，主要有3个维度：一是势能，指政区因行政级别和财税事权不同而形成的资源配置权力，对应行政管理体制因素，受行政等级、财政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二是位能，指政区管理幅度、经济发展、人口规模等形成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和集聚辐射能力，受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等因素的影响；三是区域环境，如政区所处区域的优势及合作潜力等，在城市群一体化视角下，区域一体化潜力是政区位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行政区划视角出发，区域经济在更大范围的区域中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administrative regional economy，ARE）。行政区经济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分割现象，在区域宏观层面上，多表现为负面效应。因此，本文从行政区经济的负面效应角度表征区域经济。行政区经济的核心是政府间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故政府间（包括上下级和地方政府间）和“市场组织”掌控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及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是影响行政区经济的关键的要素，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政府间掌控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及经济发展实力，主要受人口、经济实力、城市发展、土地支配、财政分权和公共管理等因素的影响，是“上下级和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博弈”的表征；二是市场掌控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及经济发展的能力，受民营程度、商品交易、技术交易、社会投资、社会消费、产业体系外资等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市场之间的竞争博弈。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期，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冲突其实就是行政体制与经济改革不相适应的反映，代表着经济资源流动性与固定管辖区域的冲突和矛盾。行政区划既界定了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不动产的边界，也界定了监管这些不动产结构的法定权力，使地方政府可以依据行政区划制定各种政策和经济壁垒，以满足地方利益而忽略区域整体的利益。因此，以政区位势为代表的政区发展的潜在能力则是在行政区划框架下，由位能、势能和区域一体化潜力相互协同、彼此交互的结果。此外，随着中央和地方关系不断改革，地方自主权扩大，有效地激励了地方的发展，但由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行政区经济现象逐渐凸显。因此，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伴随着行政区划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呈现出彼此依赖、相互衔接的时空耦合特征。据此，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本文构建了行政区划设置和区域经济耦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
成德绵地区包括四川省成都（省会城市）、德阳（地级市）、绵阳（地级市）三市（共辖35个县级政区）（图2）。该地区作为成都平原乃至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具有科技领先、产业发达、城镇化水平高、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等特点。2019年三市GDP合计占四川省的47.6%，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高密度集聚区。2020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赋予成渝两地更高的战略定位——带动全国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此外，成德绵地区作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在推动区域一体化方面承担探索试点的重任。但由于三市隶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单元，行政边界刚性约束较强；同时三市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定位、发展需求差异较大，导致三地各自的优势资源没办法实现相互连通，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因此，通过探究成德绵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对于突破行政边界限制，实现区域一体化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数据最重要的包含了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研究年份为2005—2018年。其中，行政区划以2018年为准，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提供的1：400万中国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集和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陆路交通数据来源于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中国交通地图册》的矢量化。此外，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成都统计年鉴》《德阳统计年鉴》《绵阳统计年鉴》等。
3.3.1 政区位势模型 一个行政区的政区位势受其行政位序等级、区域隶属关系、管辖范围和建制类型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利用王开泳等提出的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定量表征“某政区在所在区域的发展势能或潜力”，其计算公式为：
为中心政区k与外围点之间的距离，采用时间可达性成本表征；a为距离成本摩擦系数，一般取1；
3.3.2 行政区经济模型 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政边界的约束和各自为政而出现的以行政单元为竞争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是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现象，且在宏观层面上存在一些负面效应（如重复建设、划地为牢、以邻为壑等）。根据冯润东等提出的结合空间相互作用和机会累积模型的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模型，定量表征行政区划对区域一体化的阻力，其计算公式为：
分别代表政区k的分权能力（上下级政府控制能力之差）和政区内部市场掌控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m和n为距离阈值半径内政区和市场的数量；f为距离衰减函数，
为行政中心间欧几里得距离差和市场间时间成本距离差。其中，f可选择高斯型函数进行表达：
3.3.3 位序规模理论 Zipf模式最初用于探究城市位序与规模之间的关系，通常对其基本形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本文假设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服从类似的分布规律，则其公式能改写为：
拟合优度在研究期内均高于0.8，说明研究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的位序规模同样符合幂函数分布。 3.3.4 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关系 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可以衡量政区发展状况是不是符合其行政区划现状及两者的差距。研究假定存在一种理想状况，即每个政区的政区位势与自身行政区经济呈线性关系，定义
在理想情况下，lnER-lnSR曲线和lnARPE-lnARE曲线平行，代表政区k的政区位势位序和行政区经济位序相同，则
=0；同时其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比值恒定（常数C，表征政区发展受行政区划的限制程度）。但现实情况大多是非理想状态，因此，根据
≥C，政区k的政区位势的位序与行政区经济相比靠前，且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相比来说较低，代表了政区发展靠前，且行政区划的约束小；②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Ⅱ型）：
≥C，政区k的政区位势的位序与行政区经济相比落后，且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相比来说较低，代表了政区发展落后，且行政区划的约束小；④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Ⅳ型）：
将成德绵35个县级行政区作为研究单元，根据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模型的原理和方法，选取35个指标进行表征，其中指标数据按市辖区或县为单位做统计，个别指标采用地级市予以替代（表1）。成本距离是利用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进行计算，且经计算后设定政区（行政中心）间的距离阈值为相邻两行政中心间最大的直线km）。此外，通过对各指标乘以缩减因子
来剔除政区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产业体系趋同是指地区之间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产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确定和产品结构安排等方面的雷同现象，可用相似系数矩阵进行刻画：
值域为[0，1]，值越大，说明产业体系趋同程度越大；反之表明趋同构程度越小。
将研究期划分为2005—2009年、2009—2013年、2013—2018年3个阶段。成德绵ARPE整体上呈以成都市为核心（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沿三市交通轴向扩散的核心-边缘特征（图3）。2005—2009年，三市平均ARPE由997.6、315.9和101.5增加至1765.2、502.7和163.6，且高ARPE城市主要集中于成都市锦江区、武侯区和德阳市旌阳区等中心城区，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2009—2013年，平均ARPE大幅度的增加至3451.1、849.5和308.3，除成都市外，涪城区和广汉市的ARPE明显上升，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显著（ARPE增加值的增幅为106.29%）。2013—2018年是ARPE的快速增长期，ARPE整体上表现为沿锦江区-旌阳区-涪城区-江油市连线迅速增长，高值区仍集中于成都市，德阳市和绵阳市则分别平均上升了47.5%和56.9%。同时，ARPE低值区集中于平武县和盐亭县等边界或外围政区，这还在于该些政区人口等经济发展条件相对有限，限制了其发展的潜在能力。此外，成都作为成德绵地区的核心，其不论在行政等级还是经济体量上，均明显高于德阳和绵阳，导致三市发展不均衡；而跟着社会经济转型、成德绵一体化和相关发展规划的提出，三市在交通、公共服务和人才流动等多领域合作日益增多，德阳和绵阳在成都的辐射带动下，ARPE沿交通路网轴向辐射，使发展轴周边行政区的ARPE增加。
2005—2018年成德绵ARE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存在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图3）。2005—2009年是ARE的累积上升阶段，三市平均ARE由增幅分别是3.4%、12.7%和0.6%，空间上表现为“总体提升、中心极化作用加强”，尤其是中部的广汉市和中江县，其ARE增幅分别是22.3%和10.7%。2009—2013年ARE则的迅速下降，三市平均降幅分别为2.1%、11.9%和6.5%，且呈“中部辐射递减，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的空间格局。此外，金牛区、旌阳区和江油市ARE降幅较大，分别为28.4%、23.1%和22.9%。2013—2018年是ARE的波动下降阶段，有88.6%的政区的ARE减小，主要集中于外围政区，表现为“外围塌陷”式的演化特征。这种演化格局特征的形成，与成德绵经济社会、区位和政策紧密关联：①2005—2009年，三市产业同构系数平均值由0.61迅速增长至0.88，相关产业存在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等恶性竞争现象，使资源难以在较大范围内有效配置，导致ARE迅速上升；②2009—2018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力量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强度有所降低，同时相关政策规划（如《成都德阳绵阳规划合作框架协议》）的提出，弱化了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③县级市和县相对于市辖区来说，管理权限更加独立，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更强，故ARE相对更高，而行政区划调整也是ARE降低重要影响因素之一；④外围边缘政区由于自身发展需求促使其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加之区位条件导致其在固定距离阈值内的相关行政单元数量较少，故ARE整体上相对较低。
“每个政区ARPE与自身ARE呈线性关系”的理想状况是不存在的，正常的情况下两者具有错位关系。根据耦合关系的判定方法，可得到四种耦合类型（表2）。总体上，成德绵Ⅱ型政区平均占比最高（45.0%），Ⅰ型政区平均占比最低（2.8%），说明其政区整体发展的潜在能力靠前的同时，受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较强。此外，各类型占比在研究期呈波动性变化。对于成都市，2005—2018年Ⅲ型政区占比由45.0%降至25.0%，而Ⅰ型和Ⅱ型政区占比逐渐提高，说明成都政区发展潜力逐渐领先，但行政区经济对区域一体化的限制有所增强。德阳市在研究期内Ⅲ型和Ⅳ型政区的占比由33.3%和50.0%均降至16.7%，而Ⅱ型政区则由16.7%上升至66.7%，政区发展水平在提升的同时，行政区划的约束力也在加强。绵阳市则主要以Ⅱ型和Ⅲ型政区为主，Ⅱ型占比增加了22.2%，其城市间发展的不均衡性逐渐突出，现有行政区划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限制较强。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研究区共有60.7%的政区属于区划约束型(
成德绵耦合类型有着非常明显的空间局域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图4）。2005年成德绵地区以Ⅱ型和Ⅲ型政区为主，在空间上分别主要集中于成都市和绵阳市、德阳市，说明成都市政区总体上位势靠前，但受行政区划的约束较强，而绵阳市和德阳市则恰恰相反。此外，Ⅰ型仅为成都市锦江区，而Ⅳ型主要分布于成德绵三市交界处。
2005—2009年，Ⅲ型政区呈集中收缩的趋势，有75.0%的Ⅲ型政区转为Ⅳ型，空间上主要分布于市辖区；也有45.5%的Ⅳ型政区转为Ⅲ型，且主要集中于三市交界处，说明区划约束型政区在该阶段相互转化，行政区经济对市辖区的约束逐渐提高。这主要是由于该阶段以市辖区为代表的“城市型”政区快速地发展，政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而政区间复建设、地方保护等恶性竞争也明显地增强了行政区经济的约束。
2009—2013年，有50.0%的Ⅲ型政区转为Ⅱ型，且多集中于成都市和德阳市；也有26.3%的Ⅱ型转为Ⅲ型，空间上主要分布于绵阳市中部，说明该阶段成都市和德阳市政区发展潜力有所增强，而绵阳市的行政区经济明显降低。这主要是由于该阶段国家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上级政府将众多行政权力赋予下级政府，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此外，2009年成德绵签署的《成都德阳绵阳规划合作框架协议》和2011年国务院同意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直接促进了三市的多领域合作和生产要素流动，使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力明显下降。
2013—2018年有50.0%的Ⅲ型政区转为Ⅱ型和Ⅳ型，其中Ⅱ型占主导，且集中于德阳、绵阳北部和成都边缘，说明政区发展的潜在能力明显提升，行政区经济的约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根本原因是由于该阶段随着有关政策的印发和协议的签署，成德绵一体化进入深层次地融合发展期，通过科技、旅游、军民融合等产业上的资源共享，使政区发展靠前。此外，该阶段三市共进行了次行政区划调整（4次撤县设区和1次行政隶属关系变更），该些举措在发挥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更有助于理顺管理体制，促进政府间的沟通协调[7]。如绵阳市在2016年将安县撤县设区，其政区类型由Ⅲ型转为Ⅱ型，发展的潜在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综上，2005—2018年，研究区耦合类型经历了“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过程。位势靠前型政区大多分布在于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表现为由“零散分布”到“集中连片”的演化特征；位序落后型政区主要集中于三市交界处，这与行政区经济的空间格局有直接关系；区划适应型政区零星分布于中心城区周边，表现为由“集中增加”到“分散减少”的特征，而区划约束型政区则相反。
为横、纵坐标绘制气泡图（图5），探究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现状，并对两者耦合提出可能的优化路径（表3）。
Ⅰ型政区由于发展势能和位能较强，在市场中吸引了大量人才、资本等要素的聚集，直接削弱了行政区经济对自身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限制。因此，对于Ⅰ型政区，不宜进行大幅度或大范围的区划调整，应从理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出发，充分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如青羊区和金牛区，应进一步明确区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性质和功能，厘清市与市辖区政府权责界限，将经济发展更多地交给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带动周围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此外，Ⅰ型政区可借鉴长三角一体化的经验，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指导下，适度减少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建立分工互补的区域合作体系，引导各类资源在区域相对均衡和差异化的配置，促进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分布格局的优化。
Ⅱ型政区的发展势能和市场经济活力较强，行政区经济对自身发展的消极影响较小，但由于周边县级政府对经济的强控制力导致政区之间资源要素流动受阻，行政区经济制约较强，约束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因此，Ⅱ型政区应以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政府间合作以及基础设施相互连通为突破口，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并谨慎、全方面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需求与效能。如中江县作为成德绵经济带的腹心地带，枢纽作用很明显，但由于其在行政区划上存在乡镇数量多，管辖幅度不合理等问题，弱化了经济集聚潜能。因此，中江县可通过推动部分建制镇、乡向街道、建制镇转变的方式，吸纳流动人口的落户与集聚，并依托交通建设，加深与成都和绵阳的经济联系与产业协作，完善法治型、服务型政府建设，消除其不合理干预市场的动机和行为，解决市场被行政权力割裂的非一体化问题。
Ⅲ型政区由于自身区位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对有限，发展的潜在能力滞后于行政区划的同时，市场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掌控能力活力不足，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均较弱，制约了一体化发展。因此，Ⅲ型政区应充分的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发挥地区特色产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资源要素集中。如青白江区应借助国家级经开区、综合保税区、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大港区“四区合一”的战略优势，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吸引人才等要素聚集，提升自身发展的潜在能力。此外，Ⅲ型政区应审慎稳妥利用行政区划调整，刺激地方经济活力，提升行政管理上的水准，更好的接受中心城市的资源要素疏解。如对于三台县，与中江县类似的是其长期面临因乡镇数量多，行政成本较大等问题，因此2019年三台县将下辖的63个乡镇（街道）调整为33个，在减少行政管理成本的同时，更有助于加快了经济发展。
Ⅳ型政区一般表现为政区位势较低，政府对要素资源较强的掌控能力限制了市场活力，加剧了行政区经济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束缚。因此，Ⅳ型政区应完善相关制度，促进政府间合作交流，在必要时科学合理地利用行政区划调整，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在更高层次上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如新津县2018年GDP排在成都市后五位，在市管县体制下，过分倚重行政力量导致资源配置成本高、效益低，阻碍了市场经济主体发展。2020年成都市撤销新津县建立新津区，在优化市域空间结构，提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也提升了新津城市功能品质，这也侧面印证了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1）2005—2018年，成德绵ARPE呈以成都市为核心，沿三市交通连线向外扩散的核心-边缘特征，且表现为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ARE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期内成德绵政区间的发展差距逐渐增大，而行政区划对区域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此外，测度结果与区域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间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证明了模型的适用性。
（2）2005—2018年，Ⅱ型政区平均占比最高（45.0%），而Ⅰ型政区平均占比最低（2.8%），研究区政区整体发展的潜在能力靠前的同时，受行政区经济的约束较强。此外，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化特征：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的潜在能力大幅度的提高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来说比较强，这与行政区经济的空间格局有直接关系。
（3）未来成德绵地区可以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验，促进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分工合作型产业体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建设，促进县（市、区）内部行政区划的合理整合，同时根据四类政区的特点，有侧重地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区域更为统一、协调、有序、开放的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促进区域一体化事务更好地落实。具体而言，Ⅰ型和Ⅱ型政区应从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出发，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本身或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工作，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加强其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降低行政区划对区域一体化的限制。而Ⅲ型和Ⅳ型政区应主要从增强政区实力和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出发，充分承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结合地区特色产业和区位条件，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吸引特色资源要素集聚。
受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影响，中国区域治理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但此现状到目前为止很难去识别和刻画。将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从行政区划的视角对区域经济进行深度剖析，为重构城市政府间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模型，识别了区域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的耦合关系与形成机理，并提出了优化路径。在理论上有利于深化行政区划区域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中对于突破行政区经济壁垒，促进区域一体化深度发展具有参考价值。未来能够继续深入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与行政区划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此外，区域发展与行政区划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还应建立更全面更精准的指标体系，并在更大尺度上围绕距离阈值半径、衰减函数及其系数的选择开展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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